引言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人口报告》，马来西亚华人公民占公民总数的22.8%（DOSM，2022）。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不仅是几代华人在多元文化背景中保持自身文化独特性的根本，更是其确认族群身份与实现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Wang & Yang，2023）。在语言与行为方面，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既深植于中华文化的传统之中，又自然地吸收了其他文化的元素，包括多种亚洲文明。这种融合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延展性与动态性，同时也推动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Liu，2024a）。
作为一名中国公民，我长期生活在中国，对中华文化有着天然的继承与认同。第一次接触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是在与马来西亚华人朋友Iwina的交流中。她曾向我抱怨，常常被中国人询问：
你是中国哪个地方的人?
这令她感到不适。她表示，自己可以接受“祖籍”这一说法，但她是马来西亚公民，而非中国人。听完她的这番话，我瞬间就开始假设如果是我，我会怎么询问，随之我也对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产生了强烈兴趣。对中国人而言，我们习惯于将自身与中华文化紧密联结，很少遭遇这样的身份认同困扰。这次经历激发了我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反思并探索马来西亚华人所承载的独特历史与文化身份。
通过与三位马来西亚华人交流访谈，并结合网络资料，我将借助“内在视角”（emic）与“外在视角”（etic）两种方法（Liu，2024a），以中国公民这一“外部身份（outsider）”出发，尝试理解与体验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研究材料包括纪录片、文献及社交平台上的用户生成内容等。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中的食物、教育与习俗
本次跨文化体验将围绕食物、教育与习俗三个核心维度展开。通过文化体验与实地访谈，结合Dodd提出的文化三层次模型（Dodd，1998；Liu，2024a），我将从中国文化的视角出发，探讨文化身份的建构与认同机制。
美食
食物作为文化意义的载体，融合了信仰、态度、价值观与期望等元素，从而塑造个体的文化身份（Tomaščíková，2021）。根据Lotman（2005）的观点，食物系统构成了“象征半球”（symbolic hemisphere）——一个以象征和情感为核心的文化空间，其中的味道、记忆与实践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表达；而Parasecoli（2011）所说的“象征工具包”，则包含风俗、食谱与风味，是移民者在迁徙过程中保留与应用文化传统的基础。这正是我选择食物作为研究重点之一的原因。一方面，跨文化的饮食分享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理解背后的价值观与文化习俗；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华人所保留的饮食传统既是对本土文化的适应，也展现了对原生文化的传承与再创造，这使我们能够观察哪些元素正在演变为“新传统”，而哪些则延续着深厚的历史记忆。
教育
在教育方面，华人移民社区发展出了一套独特而稳固的教育系统。这种教育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方式，更是族群身份的塑造过程（Dodd，1998；Ganassin，2020）。在马来西亚历史上，年长一代马来西亚华人及教育工作者曾在“种族政策”背景下，为华文教育的合法性与发展持续争取（Tan & Teoh，2015）。执政者往往借由种族基础上的教育体系与身份政治来塑造国家认同，而华文教育的重要性在马来西亚华人家庭中却是代代相传的共识（Thimm，2016）。在这一背景下，华文教育不仅是个人成长的关键，更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群体在全球华人文化中构建独特身份与价值体系的重要途径。因此，我认为教育在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习俗
虽然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马来西亚华人群体的部分传统节日与礼仪活动仍保留着古代中国的哲学思想与文化信仰（Seong，2015）。例如春节与神明游行等节日活动，体现出其文化表达仍深受中华传统的影响。移民一代的马来西亚华人在不同宗教、仪式与社群语境下展现出多重身份，这种身份的协商虽体现了文化的妥协，但大多数人依然坚持传承中华文化以维护族群独特性（Carstens，2005）。马来西亚华人对祖先与神明的信仰虽部分继承自中国文化，但更重要的是其本地化的发展过程。因此，考察中国文化与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在宗教与节俗方面的异同，成为理解文化融合与再创造的关键。
互动过程
随着几代人的更替，马来西亚“本地出生华人”与年轻一代的身份认同出现了新的差异（Gabriel，2014）。此外，马来西亚华人群体因祖籍地与现居地的不同，在文化背景与行为认知方面也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Carstens，2005）。因此，我邀请了三位具有不同地域背景的马来西亚华人国际学生作为受访者，以期获得更为丰富、立体的第一手资料。
第一位是我的朋友Iwina，来自马来半岛西海岸中部的雪兰莪州，祖籍福建；第二位是Jia Yee，来自西海岸的森美兰州，祖籍海南；第三位是Xinyi，亦祖籍福建，在南部的柔佛州成长。我们在学术课程与课外活动中建立了友谊，并持续就跨文化议题开展深入交流。由于三人皆以中文为第一语言，访谈得以顺利进行。
访谈围绕以下五个问题展开，涵盖食物、教育、习俗与身份认同等方面：
有没有你印象深刻或值得推荐的马来西亚华人风味的食物或饮品？
马来西亚华人家庭是否有独特的教育策略？你怎么看？
马来西亚华人有哪些有特色的节日与习俗？
作为国际学生，你如何理解并呈现自己的文化与历史身份？
你对中国人或中华文化是否存在刻板印象？你如何看待中国文化？
在关于食物的话题中，我们很快打开心扉。马来西亚华人饮食受到中国广东、福建、海南等地饮食习惯的深远影响，并在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与气候环境中融合发展。例如，Iwina提到“鱼生”在马来西亚华人社区中十分流行，而根据记载，鱼生最早发扬于中国广东、广西等地；而Jia Yee则强调了海南鸡饭在她家族中的代际传承。
左：鱼生，右：海南鸡饭
在教育方面，马来西亚华人家庭普遍更重视子女接受系统的华文教育。通常，他们采用中英双语教学方式，也就是在华文学校上课，同时学习中文和英文，学习压力相较于其他马来学生普遍更大。Jia Yee回忆称，她在中学时期平均每日学习时间超过12小时，除了课堂学习，还包括课外补习与社团活动。另外，三位受访者普遍表示担忧政府对华文教育的认可程度不足。
谈及节日与民俗时，访谈气氛尤为和谐。马来西亚华人群体一方面积极参与本地多元文化节庆，另一方面对中华传统节日的传承格外重视。例如春节与元宵节，不仅体现了家庭与社群的凝聚力，更强化了代际文化认同。Iwina与Jia Yee都认为，马来西亚华人庆祝春节的氛围甚至比中国本土更为浓烈。
而在文化身份的话题上，访谈逐渐呈现出情感深度。马来西亚华人清晰地区分国家归属与文化传承，在国家认同方面展现出强烈的归属感与自豪感。当谈及祖辈在争取民族平等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时，受访者普遍表达了自豪之情；但她们也都提到曾因身份问题而受到冒犯，例如被质疑是否“结束流浪，回到中国”，或被贬为“中国文化的抄袭者和挪用者”。
问题陈述
在与受访者的深入互动中，我既欣喜地体会到中马两地文化在食物、教育和习俗方面的高度契合，也敏锐地察觉到一些沟通上的障碍。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身份认同冲突、国家归属意识，以及文化刻板印象的差异。因此，我将从“发生了什么”与“为什么会这样”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并探讨可能的跨文化沟通策略。
当谈及文化认同与国家身份时，我们的交流愈加频繁且深入。Iwina 作为马来西亚华人，对于被误称为“中国人”感到明显不适，她强调自己的国籍与文化身份之间存在清晰界限，并对此感到自豪。而Jia Yee 则分享了一些涉及身份冒犯的经历，例如被问“作为中国人何时回国”，以及有人质疑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是否只是对中国文化的简单复制。这些反馈令我深感意外，因为在我假设的交流情境中，我可能不会如此冒犯性地询问这些问题。相反，我曾尝试以历史、经济与教育等理据去解释这种文化延续的合理性。
然而，回顾自身的成长背景，我深刻意识到我从小所接受的历史与文化教育，是高度系统化且极具国家叙事性的。例如，从传统诗词到近代历史，从民族荣耀到近代屈辱，这些知识塑造了我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认同。在这种背景下，我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认知误区——认为中国大陆才是中华文化唯一正统的继承地。这种偏见直到跨文化交流发生冲突时才显现其局限性。
了解更多：我们在协商与争论的是什么
上述文化张力背后，实际反映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全球华人文化的继承与表达中，不同社群如何协商各自的文化位置与身份合法性。这种“文化协商”不仅体现在语言与风俗的交流中，更在象征意义与政治身份的界定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与紧张（Liu，2024b）。
面对官方叙事中对其集体记忆与文化价值的边缘化，马来西亚华人长期以来主张多元文化主义，并通过持续的行动争取民族平等与文化认可（Mei，2023），例如许多早年移居马来半岛的华人先辈在华文教育、华人政治参与以及中华传统宗教和习俗方面的继承、发扬和争取。类似的经验在中国也有发生。随着民族复兴意识的增强，中国人对于自身国家独立性与文化自豪感的建构日益强烈。部分极端观点甚至将马来西亚华人“坚持中华文化却不认同中国国籍”的行为视为一种文化背叛。然而，回顾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其本质是兼容并包、历久弥新的共享文化，它以开放性与创造性吸纳他者经验，构建出超越国界的文化共同体。
因此，理解文化传播的真正含义，必须跳脱单一国家主义或文化中心主义的框架。即便我是以“他者”身份进入马来西亚文化语境，也必须意识到文化交流背后的社会结构、历史创伤与身份协商。这不仅是一种礼貌与尊重，更是理解复杂全球华人身份体系的必要前提。
换位思考：我们为什么会争论与分歧
人类的认知活动往往深受先验知识与过往经验的影响（Liu，2024b）。中马两地华人虽同根同源，但在族群认同（Phinney，1996）与国家认同（Turner & Giles，1981）上的差异，成为双方在沟通中发生误解的重要诱因。
值得注意的是，“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与“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这一分类体系源于西方学术传统，尤其是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相较而言，中国社会在认同建构上较少区分“国家”（state）与“族群”（ethnicity），两者在官方话语与社会实践中高度叠合，常以“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性认同加以包容与统一。这种结构性差异使得中国人往往难以理解马来西亚华人对“马来西亚国籍”与“中华文化”的双重认同，并因此在跨文化沟通中出现认知落差。正如Phinney（1996）与Turner & Giles（1981）所强调的，族群认同更聚焦于文化、语言与传统的归属，而国家认同则涉及政治边界、法律地位与公民身份，两者虽可重叠，但在移民社会中经常呈现差异和冲突。
相较于国家认同的政治与疆界属性，族群认同更关注文化层面的归属，如血缘、历史与价值观（Batterton & Horner，2016）。中国当代民族政策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强调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Zhang & Feng，2022）。这种政策倾向虽然削弱了族群差异的政治表达，但却进一步强化了“文化共同体”意识。多数中国人将“中华儿女”视为自然身份，很少以“汉族中国人”或“侗族中国人”来界定自己。
相反，马来西亚华人则在长时间的社会边缘化与政策差异中发展出对国家归属与文化传承的双重认同。他们在认同中华文化的同时，更强调自身作为马来西亚公民的历史正当性。这种将“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加以明确区分的做法，是马来西亚华人身份建构的核心逻辑（Gabriel，2014）。若在跨文化交流中忽视这一逻辑，将自身认知强加于他者，不仅无法真正理解文化差异，反而会激化误解与冲突。
与此同时，我们也容易陷入“外群体同质化效应”（outgroup homogeneity effect）（Liu，2024b），即在面对来自华语世界的非中国大陆华人时，将他们看作文化上的统一整体，忽略了内部的复杂性与差异性。对此，Berry（1980）提出的“文化融合策略”（integration strategy）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路径。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个体需要在认知、行为与情感层面上寻求平衡（Imamura & Zhang，2014）。这不仅要求我们理解文化表象，更要进入文化背后的历史叙事与情感体系之中。唯有如此，跨文化沟通才可能真正实现平等、理解与共感。
反思
通过与马来西亚华人的深入互动，以及对相关文献的回顾与整合，我以中国文化身份为起点，开展了一次跨文化的观察与体验过程。这不仅是一次文化差异的体认，更是一次自我认知与他者理解的双向建构。我逐渐意识到，跨文化沟通不仅关乎语言的互通与表层行为的互动，更关乎身份、认同、历史记忆与权力结构在交流过程中的潜在作用。
一方面，得益于我们共享的语言背景，访谈得以顺利进行。在使用中文这一共同语言的过程中，编码与解码的障碍被显著减少，这为理解深层文化意涵提供了条件。然而，这种“语言上的亲近”却也遮蔽了我们之间在身份建构与文化经验方面的深刻差异。例如，虽然我们在语言、节日和饮食习惯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在国家认同、社会记忆以及对“中华文化”归属权的理解上却存在潜在张力。这种张力在访谈中屡次显现，促使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曾经习以为常的文化立场与认知模式。
另一方面，我在食物、教育与节俗的体验过程中，很快进入“文化体验者”的角色，并以中国视角去观察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重构与演化。然而，正是在这种观察中，我逐步意识到自身视角的局限性。在最初的互动中，我将马来西亚华人视为“文化的延续者”或“海外的他者”，未能充分认识到他们作为文化主体的独立性。这种视角反映出一种无意识的“文化中心主义”倾向，即默认中国大陆才是中华文化的正统传承中心，而海外华人文化则是其附属或变体。事实上，马来西亚华人在多重边缘化的社会环境中，主动建构出具有弹性与多元性的文化身份，这种身份既包含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融合了对马来西亚社会的适应与反哺。
此外，我也深刻认识到，自我在交流中所持有的“知识优越感”可能会无意中构成文化压迫。在尝试向受访者解释中华文化的“正统性”时，我实际上也在复制一种单向度的知识传播模式，而忽视了文化传播应当是相互协商、平等对话的过程。这种意识的觉醒提醒我，在未来的跨文化交流中，必须以开放、批判和反思的心态去理解他者的文化立场，避免将个体经验泛化为集体认知，更不能将文化差异简化为“对错”或“真伪”的二元判断。
另外，数字媒体时代的信息茧房与算法推荐机制正加剧跨文化认知的分裂。在日常的信息接收中，我们往往身处于“观点一致”的回音室之中，从而难以理解他者的真实文化体验与历史语境。因此，我认为跨文化沟通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技术的问题，更是一项认知重构与情感共鸣的实践任务。我们需要不断打破既有认知边界，通过深度互动、文献回顾与换位思考等方式，建立起对他者文化的立体理解与情感连结。
总而言之，这次交流经历让我认识到，文化认同并非单一静态的存在，而是在历史、政治与社会交往中不断被协商与重构的动态过程。未来，在面对更多跨文化交流情境时，跨文化沟通成功的关键可能就在于重视彼此的文化差异，尊重历史经验与价值诉求，并通过持续的换位思考与反身性实践，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对等交流与文化共感。
写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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